产业不是规划出来的，做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重要的不是规划产业体系，而是规划产业如何发展，我称之为可落地的产业规划。本篇我们来讲如何做可落地的产业规划。首先上核心结论：利用投行思维来设计可落地的产业规划，为什么？我们先从针对不同的产业如何做发展规划谈起。
上一篇系列文章我们已经谈到：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一个资源禀赋明显受制约的产业黑名单，理论上黑名单以外的产业在该地都是可以发展的，重要的不是产业选择，而是如何找到好的发展策略。站在一个地方产业谋划的角度，我们大体可以把产业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当地已经有较好基础的产业，也就是所谓本地传统产业或优势产业。因为基础好，这类产业未来发展的难度相对最小，所以其发展主题很确定是通过强链延链补链来进一步做大做强。
第二类是与本地优势产业有强关联性的产业，或者是明显的上下游关系，或者具有相同客户或市场，或者依托共性技术等等。很多时候，延链补链也可能培育出这种强关联性产业。例如，化工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下游延链，就有机会发展新材料产业；又如通过数制融合，制造业也可以发展出数字产业。
第三类产业是在当地没有根基但产业已经处于快速增长期且仍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当前，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都属于这类产业。合肥豪赌京东方，重庆引入中芯国际，西宁落地宁德时代都使这些城市在相应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逆袭。
第四类产业属于未来产业，当下还处于产业发展的萌芽期，虽然前景可期，但产业的关键技术尚不成熟，不确定性高、培育周期长，当下通常不具备培育产业集群的条件，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很难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
培育千亿产业集群，肯定要围绕前三类产业。为此我们又可以分为依托本地现有优势产业的（主要是上述前两类产业）和本地无产业基础（主要是上述第三类）两类。显然这两类产业的发展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本质是在现有产业上做提升，做乘法，后者则是从无到有的加法逻辑。
我们先来看“乘法”产业。“乘法”产业要发展无非是一个目标两个方向。一个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唯有此，第一类产业才能进一步做大做强，不断提高产业聚集能力，第二类产业也才有更好的发展土壤。
两个方向是指从两个方向提升产业竞争力。方向一是优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运营效率。为此，我们需要发现妨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堵点和痛点，制订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例如，有可能是供应链物流发展滞后，需要发展这方面的产业公共设施；有的可能是产业结构初级，行业里多是散乱弱小的企业，缺乏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因此需要开展产业整合并扶持产业龙头；有的是融资难，成本高，需要发展高效能的产业金融。总结起来，政府可以根据本地产业实际面临的问题通过数据赋能、金融赋能、供应链赋能、市场赋能等多种策略及其组合来达成这一方向。聪明的读者会发现，这些策略有一个共同点，往往是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本地传统产业竞争力的，这常常属于我们给政府建议重点发展的第二类产业的内容。
方向二是按照产业发展趋势推动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碳能双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各地长期依托的传统产业大多都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否则低效产能只能向要素成本更低地区转移，或者逐步被关停替代，趋于消亡。对大多数产业来说，转型方向的方向都是确定的，如所有产业都需要数字化转型，都需要提高技术含金量，冶金、炼化这些上游产业必然是向下游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方向发展，消费品制造业要向品牌化发展，传统农业向两端——上游的种业和下游精加工拓展。只要把握准这些产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我们就能找到赋能其发展的策略——技术赋能、数据赋能、品牌赋能、金融赋能、人才赋能通常都是可供选择的策略。在明确策略以后，需要引入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些策略就一部了然了。
“加法”产业由于缺乏产业基础，发展这类产业将不得不直面城市之间的竞争，因此要内卷得多。我们翻看各地产业规划的蓝图，这类产业几乎扎堆出现，甚至出现了各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排队“觐见”宁德高层的段子。面对这种内卷，地方政府往往采用的是政策血拼策略，拼补贴，拼配套资源，“一事一议”的背后都是巨大的前期投入，一些缺钱缺资源的政府只能望而却步。对于这种“内卷”产业，投入是不可缺的，毕竟是从别人家里抱孩子，但是在投入的精准性，如何投小钱办大事还是很有门道的。政府应该有限的资源投到招引这些产业关键环节或者关键痛点上来，如果在这两个关键上能够精准发力，还是完全可能实现产业的从无到有弯道逆袭的。先看关键环节，这里强调的关键环节是特指对撬动产业发展，带动产业集聚能够发挥关键杠杆作用的产业环节。不同产业关键环节是不一样的，例如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家就是这个关键环节，有了整车对上游的零配件企业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生物医药中的生物药关键环节却往往不是个头最大的制药企业，而是关系到新药能否快速、低成本投入市场的研发服务和生产环节，也就是CRO和CDMO企业。苏州当初下大力气引进CDMO龙头药明康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痛点，是指影响新兴产业企业做大做强最关键的瓶颈，可能是资金杠杆的支持，可能是初始市场及应用场景的匹配，也可能是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的某些关键产业基础设施。例如，南京江北新区打造面向芯片企业研发所必须的公共实验室，帮助入驻企业有效大额的降低了投资成本，成功发展起来芯片半导体产业；长沙则是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应用场景打造方面抢先发力，从而抢得产业发展先机。
在内卷至极的时代，无论是发展存量的“乘法”产业还是引入从无到有的“加法”产业，政府加大投入和提供优惠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不同产业的痛点通过公共要素资源的投入，撬动市场要素的跟进，优化产业配置，提高产业效率，从而在当地形成有助于产业聚集的势能场，也就是很多人常说的“生态”。引导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恰恰是典型的投行思维。不同于传统的投资银行以资本运作作为手段来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政府在这里更多是通过提供产业基础设施，实现公共要素的有效投入来实现的，技法不同，心法并无二样。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政府投资芯片产业公共实验室、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都是典型的产业基础设施。所以可落地的产业规划一定要说清楚政府需要如何配置资源（当然也包括如何引入必要的要素资源）及如何打造产业基础设施。
小结一下，可落地的产业规划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区域产业体系的设计。主要是依托本地优势产业延链延链补链强链（也就是做乘法产业），同时在产业黑名单产业之外确定合适的“加法产业”，并确定这些产业的发展定位。需要再次重点强调的是，这些加法产业的确定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利用投行思维，看能否在有限资源投入下为本地构建出适合目标产业的发展生态（理论上，不计代价不设资源限制，一个地方可以发展黑名单以外的任何产业）。所以产业体系设计往往要依赖后述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解决。
第二大问题是明晰发展确定产业所需的资源及其如何有效获取和配置问题。第三个问题则是把资源获取和配置细化为政府可以实施的具体行动和任务。因为政府是产业公共环境的营造者而非产业直接的操盘者，所以，这些行动和任务最重要的就是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包括了产业基础设施的设置、投资和运营模式，以及引入哪些机构、如何统筹协调这些行动和任务的完成。
解决完三大问题，整个顶层设计的产业故事似乎已经形成闭环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哪怕政府领导也认了这个故事也还不够，因为判断一个产业规划是否可落地有且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产业界要认。面对之前精心设计的体系、资源配置和产业基础设施，如果产业界“十动然拒”（十分感动，然而拒绝），这个规划就只能是一个未被验证的假设，还需要按照产业界的建议进行调整，甚至推倒重来。
这个提出假设后找产业界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预招商过程，换言之，如果我们的顶层设计是有效的，按照我们的方案，对作为目标招商对象的市场主体应该具有吸引力的，虽然任何方案都不可能打包票让所有目标企业认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认可，这样的方案一定是有问题，难以落地的。这就如同一个投行设计了一个交易方案，交易双方都不认同，交易无法达成，这样的交易方案是毫无价值的。预招商看起来并不属于产业规划的范畴，但在可落地的产业规划中，这应该是标准动作。在我们过往的工作中，多次出现可落地的产业规划还未正式过会通过，已经有意向企业向政府靠拢的案例，这正是预招商带来的价值。
最后做一下总结：在产业高速扩张的时代，政府发展需要提供的是传统基础设施，只要有便宜的土地和七通一平的园区，企业几乎很容易填满。但是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大量产业处于控量甚至减量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当然不可能越俎代庖去企业内部帮助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发展企业，政府发力点在于提供升级版的产业基础设施，这些产业基础设施本质上能够基于不同产业的共性痛点，帮助产业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产业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实现每个企业的提质增效。对此政府需要通过建设产业新基建平台，更加精准的配置或者引导配置产业资源（包括产业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特别是资本、技术、数据、人才和公共服务等，最终为每个企业实现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产业外部条件。这就是我们本文用投行思维来发展地方产业集群的核心要义，也是可落地的产业规划最本质的方法论。